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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话反右:“坏分子”没有“平反通知书”

时间:2020-06-14 来源: Q生活报 点赞: 798

一言难尽话反右:“坏分子”没有“平反通知书”

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但对此段历史的研究,还没有与其影响相匹配的着述出现。像朱正《1957年的夏季》与丁抒《阳谋》算是比较有意思的着作,但其间的研究与判断,都还有一些可商之处。而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内容相当丰富庞杂,但也不乏漏收。与此同时,武宜三主编的《1957受难者姓名大辞典》,有不少发现,但尚未完全出笼。反右运动固然是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但我认为不管怎样,各省的情况或有差异,应该就此做比较细緻的个案研究。

近读当代贵州简史编委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当代贵州大事记》(1949—1995),觉得可以用其间的史料,来研究一下反右运动的运作机制及其后续影响,以便做一个切片式的个案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了解官方的说法,以及他们公布的右派数字。不管他们的说法是否有掩盖,是否準确,至少要将其公布与研究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与印证。而各省都有像《当代贵州大事记》一类的官方书籍出笼,加上各县县誌(以及校史)所载的右派数字,应该能从中得到相对完整的数字,从而比较他们所说的五十五万右派的数字是否真是事实。

再者,运动存在地域与时间差异,很多人以为小事,其实要把运动研究得细緻,切不可不注意及此。因为时间差可以研究出文件的传输与传达速度,可以窥看运转效率。地域差异,可以从中看出各地领导者的一些个体差异,在大一统的中央文件面前有何不同的表现,虽然他们的差异可能不容易发现,但并非毫无研究价值。

同时,既是运动,也得研究其余波,以及是何时衰减的及其过程。这对研究通过运动群众来管控民众的“社会动力学”,包括社会心理在内的政治心理学是有相当益处的。

整风与反右的一体两面

无论有多少争论,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幺?》的社论后,就不能称之为“整风”,而是真正的反右运动的开始。

整风运动于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并準备在1957年开展实施的一次政治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此文件。5月3日与5月6日,贵州省委分别两次进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在全省整风的决定,成立省委第一书记周林为首的整风领导小组。并确立5月4日从省级机关和贵阳市机关开始,地、县两级插秧后次之,最后于1957年冬至1958年春区、乡三级分层整风的计划(P139—140)。

整风与反右的关係,应该有递进承接关係。官方承认,整风说的是如何在党组织内进行一次普遍和深入“三反”整风运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利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改进工作作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按理说,整风完全是党内组织及一些人员重新洗牌的自洁兼造神动作,但后来毛泽东将其扩大到民主党派及其他知识各界,就由党内整风,向党外整肃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不满共产党的言论转变。后来乾脆由党内整风变为全民整风,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称贯穿其后期整风,是其显着特徵(沈志华《毛泽东的忧虑1957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1957年5月8日贵州省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办法》,10日,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确定各级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的整风运动,由省委各部直接领导,各地、州、市、县委都要成立以第一书记为首的整风领导小组”,17日省委把整风从10号的科以上干部扩大到党员干部,要求党员干部“钻研文件”,“欢迎批评”。这个运动持续了多久呢?“1958年6月中旬以后,各级党组织分别对县级以上机关、企业、团体和学校陆续进行了整风大检查。9月,全省整风运动基本结束”(P140)。

在我看来,无论有多少争论,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幺?》的社论后,就不能称之为“整风”,而是真正的反右运动的开始。虽然这看上去只是名称不同,但其实质却有很大的区别。

当然官方一直提的名称是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整风运动,好像整风运动涵盖了反右运动,其实整风虽然冠名于前,但实质主要是反右,而真正反对官僚主义等则付诸阙如。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将那些曾经的反对者打成右派的大好时机,公器私用,公报私仇,用起来十分娴熟、得心应手。

从贵州来看,整风运动开始于1957年5月8日,完毕于1958年9月——因为9月再不结束,就无法搞农村人民公社和大鍊钢铁的运动——共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去掉一个月外,可以说明直接反右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

未予改正右派远不止六人

很多人说都沿袭只有罗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说法,这说法我纠正了许多次,虽然是错却成了难以纠正的“通说”,真可算得上是传播学上的“习非成是”。

由于档案并没有开放,或者说即便开放了,也存在隐匿与特意提前销毁的嫌疑,故要弄出各省精準的右派数字,恐怕难度还是比较高。

但问题在于,各省右派的数字,不难在官方出版的简史与大事记里找到——当然我们可以对此数字存疑,但我们却不能在档案没有开放前,不加以利用与研究——因为正如我此前所说,每个省(自治区)都几乎出了某某省(自治区)当代简史、或者某某省大事记一类书,下点苦功,就可以搜罗到一些记载右派的数字,做这种事不需要太高深的学术技巧。

早年读过由王治国、黄一龙等着的《当代四川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一书,其它内容都忘记了,唯独对是书第106页的注释一,不能忘却:“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複查,全省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处分的共64724人,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除21人情况不明以外,其余全属错案,一律予以改正。”

由于我与着者之一黄一龙先生相识,所以21位不明情况的人,其实是相当明了的。因为我曾在旧书摊搜到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印发之《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共21人,其中第一名就是我研究的“大右派”学姐冯元春先生。

很多人说都沿袭只有罗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说法,这说法我纠正了许多次,虽然是错却成了难以纠正的“通说”,真可算得上是传播学上的“习非成是”。后来又有人在网络上说全国有包括罗隆基在内的96人不予改正的说法,我不知这说法来源于何处。虽然文中说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还是未查到原始出处(《揭密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姑算此数的存在且是对的,那幺四川“21人情况不明”,其实相当明了的不予改正之右派,其所佔人数在全国也是相当多的了。

同样是上列此文所引,说“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能把右派总人数55万精确到个位数,不管是否準确,总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但这552973人,各省所佔情形是多少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坏分子”没有“平反通知书”

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时大量运用的“坏分子”名目。官方发文件要求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但整肃依然是严厉的,只不过把整肃出来的人用“坏分子”来名之而已。

黄一龙等所着的《当代四川简史》里说,四川反右运动受处分的64724人,划为右派分子的50279人,这说明有14445人,虽然不是右派却也是反右运动所处理的,这个比例相当的大,达22%。

事实上,这批不被划成右派却遭处理的人,目前很难知道其被处理的罪名。但以我过往研究的经验来看,除了地、富、反以外,就是此时大量运用的“坏分子”名目。官方发文件要求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但整肃依然是严厉的,只不过把整肃出来的人用“坏分子”来名之而已。

虽然平反现在看来没有什幺了不起——平反一说,有很多可以阐释的政治学意涵,此处不赘——但对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久经各种运动折磨的右派来说,也有如卸重轭的感觉。我看到很多各类平反通知书,但从未看到过给“坏分子”平反的通知书,可能打成“坏分子”的人,根本就没有像划右派分子这样“正规”的凭证。

四川右派有50279人,佔全国55万右派的近乎十分之一,四川的人口基数固然大,但反右运动的“烈度”也远强于它省。在读《当代贵州大事记》的同时,我读到谭仲池主编的《长沙通史》当代卷,得知长沙市右派为1620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P156),并说全为错划。

贵州省共划“右派分子”10082名,1959年至1964分五批为2000人摘掉右派帽子,1980年摘掉全省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对错划的全部予以改正,恢複名誉(P143)。如果我们能将每个省的右派数字加总起来,就能看出有意思的问题:

要幺符合全国右派552973人的数字,要幺不符合,那幺这里面的差异是怎幺来的呢?存不存在下面在斗争之初夸大数字,平反之时隐匿数字的现象呢?恐怕值得仔细观察与研究。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针对工农的“反右”

工人、农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当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风,但又不划右派,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由此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不划右派的人所进行的一场运动。

若从6月8日开始才算进入全国性的反右运动的话,那幺我从《当代贵州大事记》一书发现最早的记载就是,7月4日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这说明从反右运动来看,从中央运动到贵州跟随之间,大约用了近一个月时间。这是下面在观察上面的风向呢,还是在等上级的指示呢,或许都有可能。或者是此前早有诸种批判,只不过未列入《当代贵州大事记》而已。时间差异与空间传输的距离有无关係,由于档案的不开放,也只能让人悬揣。

同年8月27日至9月3日贵州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全省範围内结合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向各阶层、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P145—146)。到了反右运动推进两个月后,宣传部已经公开传达要向各阶层(从上到下的纵)与各方面(打破阶层与行业的横)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这就有了点从深度与广度上全方位翻烙饼的意味,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为什幺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呢?这就需要对反右历史有所了解。反右运动名声很大,主要在各级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各级老师、大学生是主要对象)、工商业者等城市人群,而工人、农民又不能不反右(名字当然不叫反右),不能不整风,但又不划右派,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由此展开。

不知贵州情形如何?四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相当左,许多未成年中学生因为同情右派,说了些真话,或者因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肃。如王建军先生主编的《五八劫》(2010年内部自印)及其续编,就通过第一手材料,说四川一万名学生就有三千二百名学生被打成“三、四类”学生。这两类学生,无论成绩再好,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可能。这就是反右运动及后续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人的摧残。

四个月后的11月16日,中共贵州省委转批省委统战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指示的意见》,除了小型工商业者不进行反右斗争外,“对工商界骨干分子、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小型工商业者,採取不同方式进行”(P148)。同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代次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做出《为争取我省整风运动的全胜而斗争》的决议。从标题就可以看上去,“全胜”与“斗争”说的其实就是反右运动。

整风运动比较靠后的,多是方外之人。1958年1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发出《关于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宗教界进行教育问题的通知》,要使分散在全省城乡各地的教徒教众,通过这次全民整风,“都受到一次普遍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P153)。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不划右派的人所进行的一场运动。

但就我掌握的史料来看,四川的佛教界和道教界,均有在1957年划成右派(关于成都佛教界右派情形,请参看拙着《古蜀之肺:大慈寺传》最后一章,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并因此自杀的人,不知贵州是否有所例外?

一般说来文革中右派的遭遇,并没有令人意外之处。但文革开始时,却也有例外的情形发生。

1966年9月29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P286)。

文革时,政界、文艺届和新闻界的右派分子

凡运动初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应一律平反,恢複名誉。

这个通知的内容非常有意思,“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为那时的右派分子参与革命似乎网开了一面。为什幺呢?这时的造反派运动,已经由干部及军队子弟所组成的保皇造反派,转变成了平民为多的新造反派。

平民当中别说红五类,就是“麻五类”乃至“黑五类”,都因受到各种权利压抑,都想争取造反机会。自然颇受压制的“右派分子”中的一些人,也想趁机出口气。虽然“后期酌情处理”留有可能被“秋后算账”的嫌疑,但对于打成右派的年轻人,也不乏有侥倖藉此一搏的人。

但“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这词里面,还说明文革运动中互斗常袭1957年的“陈词”——“右派分子”,而非真是该年代所划的“真正的右派分子”。因为1966年11月13日发出《关于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按照中共中央批发的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决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通知的精神,凡运动初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应一律平反,恢複名誉(P286—287)。这说明祭出1957年把一些人搞臭搞死的“右派分子”这一名称仍然很有威力,在文革中被拿来作为整肃敌对派别的便利武器与靶子。

要“把混入文艺团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

1967年3月2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十项通告》,把干部大致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P293)。

这里面所说的“右派分子”不排除1959年至1964年间被摘帽的2000名右派,重新当上领导的可能,但绝不是彼时真正的右派分子在“干部”的职任上,这里所说的“右派分子”或许是互相斗敌需要的借用。3月3日贵州省革委会邀请省、市文艺界代表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把混入文艺团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P294)。

这里的右是指真正的右派分子,这个说法可能是指五七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有可能摘帽了)却还“窝藏”在文艺界的人。

对那些不适合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应一律毫无不保留地清除。

成为一枚“运动员”后,“运动员”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就会受到诸多连带性惩罚——陪绊、陪斗等,常是显而易见的事。事实上,这只是专政者付诸行为的一种结果,其实专政者常在文件里,预防性地做了布置与防犯。

1968年9月1日,贵州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新贵州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贵州分社要做好清理阶级对伍的工作,“坚决清除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文人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那些不适合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应一律毫无不保留地清除(P319),自认为正确无比的宣传机器旁边,岂容敌人酣睡?

运动应激障碍、经济惩罚和多余的人

秦书田被运动整得家破人亡后发疯,在运动早结束后,还敲着破锣连说“运动了!运动了!”

一枚老“运动员”就如同被伤病缠身的人一样,只要天气稍坏,就会隐隐作痛。这样的痛会跟随你一辈子,这也就是运动式治国,至少在明面上结束多少年后,有很多人一听到“运动”二字,依旧有很大创伤应激障碍的原因。

最典型的莫过于《芙蓉古镇》里的秦书田,被运动整得家破人亡后发疯,在运动早结束后,还敲着破锣连说“运动了!运动了!”。1969年4月22日贵州省革委转批省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管理问题的几点意见》(P327)。这与上一年的通知真可谓如出一辙,时间变易,而整人办法并不更改。

“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按规定应实行冻结。

如果上述做法还属比较雷同的常规性专政的话,那幺冻结银行存款,则是通过管住你肚子卡住你的胃,来管住你的思想与行为,让你束手就擒最具象的锁命策略,因此我非常注重研究右派分子受惩处中的经济性惩罚。

1970年12月21日省革委转贵阳市革委《关于处理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的第一条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按规定应实行冻结(P341)。很多右派在夹边沟、新民农场、长寿湖、兴凯湖等劳改场所集体做苦役,恐怕有银行存款的不多,而不多的一点又被冻结,的确是陷人于死地的节奏。

“多余”人口需要转移时,把最贱的“运动员”作为“先遣部队”,那是阻力最小,获利最大的选择。

对成为“运动员”的人之限制,那真是让你惊讶得无所不在。如中苏交恶,如城市就业能力不足与承载人口的能力下降,“多余”人口需要转移时,把最贱的“运动员”作为“先遣部队”,那是阻力最小,获利最大的选择。1971年2月10日贵州省革委疏散办《关于1970年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工作的总结报告》里说,截1970年12月底,全省已疏散城市閑散人口和遣送“五类分子”共107350人,报告要求今年疏散和遣散13万人,遣送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残留的“五类分子”(P344—345)。

看文件与听报告,都因级别不同,因成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对现在许多人来说,这彷彿是一则笑话。其实现在听报告,看文件,依旧存在着许多特权,因为信息特权依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不然防火墙对你获取信息的阻碍与伤害,你就无法很好地理解。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到蒙古温都尔汗被摔死,成为当时的大事件,连我这位那幺偏僻山乡的幼小野童,都读到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但这在彼时作为1972年中央四号文件,对此还是有一定的传达级别的:先是干部,后是群众,“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中央4号文件”(P353)。

同理,1972年8月14日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批林整风彙报会议文件的通知》,“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听取传达”(P359),歧视随处可见。

作为运动治国的反右运动,“烈度”有多大?

除了户籍制度的高度锁定外,还要管住你住房与肚皮的单位制度,以及监视你的街道及居委会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合起来发力,才使得文件的传达、命令的执行与传输,变得有效率。

运动治国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治理社会的方式,可惜中国的学者似乎视而不见。物质都可能自行运动,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然更不例外。但人的运动,有自身的需求、慾望、生存逻辑,他们受到自己的职业、教育、能力、居住偏好等方面的影响,其运动选择与群居,都是根据自身利益逻辑出发而做出相应的选择。

如居住你可以按自由迁徙的原则,让人们自行理性调节,“自由运动”。但统治者不喜欢你的自由选择,自然就会把城市与乡村搞成两张皮的二元户籍结构,用户籍制度就将人从大活人变成不能挪动的树桩。这在1958年1月开始生效的全国户籍制度后,就成了一种我们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历时达五十七年之久,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改变的迹象。

管理社会时,若不喜欢且不尊重“自然(由)的运动”,就喜欢改变“自然(由)的轨迹”,来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获取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改变这一切,要人为地植入统治者的意愿而成社会运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除了户籍制度的高度锁定外,还要管住你住房与肚皮的单位制度,以及监视你的街道及居委会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合起来发力,才使得文件的传达、命令的执行与传输,变得有效率。齐步走的运动型共振,才能得以出现:大型团体操与阅兵场面,你见得多,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很难将一场人为的社会运动,科学地划出具有準确数据的“震级”。但对一场运动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细的複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该运动的“地震震级”。

贯彻着管理者(统治者)意志的社会运动,按理讲,是很好的社会学(社会运动与组织社会学)、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的题目,可是至今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人,很少从这个角度做出较好的着述。社会学者赵鼎新的博士论文算是其中比较好的社会运动分析,他还分析了古代儒法国家的动员体系(主要是军事动员及作战能力等)如何运作。

但上个世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来的中国运动——我的朋友刘火兄在所着《随风飘渺》一书里统计出有43个运动,但我觉得远不只此,因我已发现他尚未统计到的——却没看到富有着力点的研究。大约是档案不开放,不好进行数据分析,无法在更为精妙的程度上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统摄的缘故。

我当然不是学界中人,也没有那个能力(财力与精力)来做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只是有点想法。我想借用地震上的“烈度”一词,来对运动成形后,给人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观察角度来提供一种研判。稍知地震知识的人,都知道震级与烈度是有区别的,前者更为明显而精準,后者是更多複合因素的共同结果,而且其中因素稍有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很难统一。我们很难将一场人为的社会运动,科学地划出具有準确数据的“震级”。但对一场运动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细的複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该运动的“地震震级”。我们假设什幺样的“烈度”符合什幺样的“地震震级”——自然这也是为研究方便而做的一点社会学假设。

反右运动波及跨各个阶层,农民及工人虽没有划右派,但坏分子就是这个时候多起来的。波及具体人数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万人。反右运动的“地震烈度”与“震级”只能算是仅次文革十年。

由一场运动的“烈度”最终推算出该运动的“震级”,我认为有如下具体指际,兹罗列出来,以利诸位探讨:1:运动发起者为谁?2:中央层级领导执行小组及核心为谁?3:动员层面(从横的来看,党内还是全民,行业系统还是跨行业齐动;纵的则是从中央到地方,地方由省到哪一个层级);4:地方动员层面是否每层级都成立了主要领导为核心的某运动领导小组?5:运动时长(如文革十年,其实是大运动套小运动;如反右一年半,还是更短)及后续影响(如右派在文革中的影响,以及很多的右派22年后才能平反等,当然最坏的是死无葬身之地),6:波及面如何(全国性波及,还是行业性波及与行政体系内波及)?7:波及具体的人数(死、伤、劳改、劳教、开除、划成某分子等)及家庭(离婚、子女前途等)。

依据上面七个方面的“烈度”来看,可以对反右做出如下的回答,是毛泽东发起的,在中央层级成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风办公室,统领全国。

动员层面是全国性的,且资料表明县级以上至省级的各层级几乎都成立了第一领导(相应的各单位均如此)任组长的反右领导小组。运动时长为一年半,但波及时长达22年,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的几十个运动中最久远的运动。

反右运动波及跨各个阶层,农民及工人虽没有划右派,但坏分子就是这个时候多起来的。波及具体人数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万人。这样的“地震烈度”与漫长的文革十年中的大运动套小运动,各地多规模的武斗相比,应该较小,但反右运动的“地震烈度”与“震级”只能算是仅次文革十年。就每个省所划右派人数来看,贵州省可能算是“烈度”相对较小的省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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